又黑又瘦、个头不高、眼角布满皱纹，穿一件领口洗得变形的白色T恤，拎着一个印有红十字会宣传内容的纸袋--彭宣祥向我们走来，仿佛深圳街头常见的体力劳动者。在他递来的名片上，印着我们并不熟悉的职业：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

　　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湖北人，去年完成了10例多器官捐献案例，而整个深圳市全年的多器官捐献数是12例。9月2日起，连续3天的近距离接触，让我们对彭宣祥的这份成绩单有了别样体会。

　　第一天 例行拜访ICU主任

　　"如果医生主动提供信息，比自己去找更有效率"

　　从深圳罗湖区出发，转了两趟公交，花费两小时，老彭带我们来到了宝安区观澜人民医院。老彭今天首个目的地是观澜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ICU）。"今天没什么特别安排，就是例行拜访。"ICU紧闭的铁门旁，挂着红十字会倡议器官捐献的宣传画。

　　等了10分钟，老彭要拜访的ICU主任吴威士来了。老彭迅速迎上去，满脸笑容，"我又来‘骚扰'您了！还是想请您多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现在遇到临床诊断脑死亡的患者，都会跟家属提提捐献的建议。这是好事，但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观念问题，不好做啊。"吴威士很客气。

　　"主任一直对我们很支持，很感谢主任！"老彭身体前倾，不时地点头。

　　简短寒暄后，老彭起身告辞，楼下的脑外科主任办公室是他的下一个目的地。"说实话，我有点质疑啊，你们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啊？"甫一落座，脑外科主任司文就把疑问抛给了老彭。

　　"我们是为深圳红十字会服务的。"老彭赶紧双手递上名片，"为了帮助那些患重病需要器官移植的人。"

　　从司文的办公室出来，老彭有些沮丧。门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他没打伞，一头钻进雨中。

　　"像这种被医生质疑的情况多吗？"在返程的公交车上，我们问他。

　　"不多了。"老彭从随身携带的拎袋里翻出一张印着宝安区12家医院5名ICU主任、12位脑外科主任名字、手机号的A4纸。"这上面大部分主任我熟得很，常年‘扫'医院嘛。"

　　说到自创的这套"扫医院"工作法，老彭很得意。2009年5月，他刚被招到深圳红十字会时，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没什么经验。"每天就是坐在那里等着别人给我电话。等了两个月，一个电话都没有。"

　　老彭坐不住了......他把以前做纸盒彩印经销商时跑客户的经验拿出来，开始跑医院。"医院的医生每天直接面对患者，信息比我们多，如果医生能给我提供信息，比我自己大海捞针地去找要有效率得多。脑外科和ICU是最容易收治危重病人的科室，我就专找这两个科室的主任。"外科主任一般都工作繁忙，老彭练就了极快的语速，"起初有的人不听我说，没关系，我就改天再去！"

　　在他的主动出击下，越来越多的医院给予正面回应。"遇到已经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上呼吸机的病人时，主任会适时给家属提出可以捐献器官的建议；如果家属不反感，他们会通知我们跟家属见面、讲政策，家属同意后，我们再来办理医药费减免等手续。"

　　"扫医院"不是一锤子买卖，"每个季度，不管有没有案例，我都会把区所有主任走一遍，问候一下，请他们继续支持，逢年过节也要发个祝福短信。"老彭说，"以后争取跟司主任合作个案例，他肯定慢慢会理解我们。"

　　第二天 在医院打听消息

　　"每次接到医院电话，我就想又有几个人有救了"

　　"蔡医生，那个5岁小男孩这两天情况怎么样啊？""这两天可能就挺不过去了......我们也向家属提过捐献，但家属想再等等，看来可能性不大了。"

　　中午11时40分，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人民医院ICU病房外的会客厅里，老彭没有听到他期望的消息。

　　"我也知道希望不大，不过还是要来碰碰运气。"

　　向医生道了谢，老彭踏上返程之路。这里到他住的宝安区西乡街道出租屋，大概有3个半小时车程。"万一遇上堵车，6个小时才到也是有可能的。"

　　"要不直接去找找这个小男孩的家属？"我们有点不死心。

　　"不行！"老彭很坚决，"一定要家属对医生表示同意后，我们才能出面，不然万一家属很反感，容易引发医患矛盾。我们不能让医生难做。"

　　今年对老彭来说格外难熬。眼看要10月了，老彭一共才做成5例。两个月里，老彭瘦了10斤。"从2004年，我就梦想着有一天我能专心做这个工作，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我怎么会放弃？"

　　43岁的老彭7年前第一次接触到组织和器官捐献。身边的一个工友因为晚期肺癌不治，当时在深圳颇有名气的眼科医生姚晓明博士和陈淑莹护士来病房里劝说其家人捐献器官。"他们劝家属说，如果遗体一把火一烧，什么都没了，假如捐了眼角膜，那他的眼睛还能看见灿烂阳光，看看世界的美好。我听了觉得很震撼，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工作，当时就想可算找到我想做的事了！"

　　老彭的家在湖北，家里80岁的老母亲左眼先天失明，18岁的儿子先天性声带受损，妻子也因此同他离婚。做协调员这些年，老彭收入并不高。每个月除了红十字会给的补助，没有其他额外收入。"没多少钱能寄给父母和儿子。这是我最遗憾的地方。"

　　说起家人，老彭深深叹了口气，"他们也不知道我在深圳做什么，就知道是善事。我作为一个儿子、一个父亲，很失败，我对不起他们。"他用力拧着手指，望着窗外倒退的田野。

　　"你们的家人都是健康人，完全不能理解我的痛苦。你们不知道那种没人帮你的感觉多可怕！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每次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有人要捐器官，我就想，又有几个人有救了！"老彭说。

　　第三天  回访捐献者家属

　　"要是报道能促进社会各界理解，那就太好了！"

　　老彭今天的任务是到曾捐赠器官的张章家进行中秋前的回访。张章的母亲租住在深圳和东莞交界的新田社区。

　　张章是老彭今年做的第三例多器官捐献。"我记得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可以捐献器官，就跟我婶说把器官捐了吧。"堂哥说张章父亲去世的早，家里只剩一个60多岁的母亲和一个患鼻咽癌的姐姐。张章每月的打工收入，曾经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事隔几个月再次说起器官捐献，张章母亲很平静，"捐就捐吧，要不一把火烧了啥都没有了，捐了还能帮几个人。就是不知道捐给谁了，也不知道让不让看看。"

　　10多分钟后，我们匆匆离开了张章家。正午强烈的阳光下，空气中满是灰尘，老彭快步走在最前，突然扭头说，"这是我做得最痛苦的案例：按理说家属同意了，器官也捐献了，这个案例就算成功了。可是捐献者遗体还放在殡仪馆里，到现在还不能入土为安，我心里头难过得很。"

　　乘大巴回深圳的途中，汽车在曲折起伏的山路上颠簸，刚才还太阳高挂的天空，突然飘来几朵乌云，有时还洒下一阵零星小雨。彭宣祥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如果我们没有提问，他可以看着窗外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在清湖地铁站，我们与老彭分手告别，"我坐公交车回去，比乘地铁要便宜一些。"

　　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你们的报道要是能见报......""放心吧，到时会给您寄一份的。""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要是你们的报道能让社会各界理解我们的工作，能够帮我们说说话，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