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补助拿到手一度很心虚”
“这钱拿到手里，我一度很心虚，媒体采访时我都有点担心拿这事来说” ——— 捐献者母亲刘女士
在广州白云打工的刘女士有两个儿子，严重的脑部肿瘤夺走了幼子生命。在儿子前期治疗期间，积蓄加外借款项，刘女士和丈夫竭尽所能去挽救孩子的生命。直到脑死亡判定下来，夫妻俩决定代儿子进行器官捐献。
刘女士捐献前还考虑到了孩子的归葬问题，“他父亲那边明确表示不能葬在那里，带回我老家倒是可行，但年迈的外公、外婆难以接受外孙死亡这事，将其遗体或骨灰运回，只会刺激年迈的老人”。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将孩子的遗体都予以捐献。凭吊孩子的地方，仅限于纪念园区一根柱子，上面刻着幼子姓名。
按照捐献人所在器官移植中心的说法，刘女士的捐献一直是未附带任何要求的。但在捐献完成后，该中心还是按孩子在住院期间花费6万多元的标准，予以了抚恤、补贴。刘女士和丈夫没有拒绝。
“这钱拿到手里，我一度很心虚，有媒体采访时，我都有点担心拿这事来说”，刘女士本月7日在接受南都记者回访时表示，但在现实中，这笔钱仅等于手术前的积蓄加借款，他们目前依然租住在拥挤、逼仄的出租屋里，从事着繁重、简单的工作。
专家声音
“绝大多数器官移植来自弱势群体”
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医学人类学副教授余成普博士，曾长期关注广东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并对个别捐献案例进行了追踪调查。“目前广东发生的器官捐献中，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人士，属社会弱势群体”，余成普表示，这一类人群的捐献行为，势必会有经济上的考虑。
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器官移植中心在获取器官前，必须理顺相应程序，这样才能规避买卖器官的非议。比如，移植中心可实现指定统一的人道补偿标准、抚恤额度和种类，丧葬补贴等拟给予捐献者家属的权益。在其进行器官捐献前，移植中心、协调员不能主动挥舞这些经济杠杆去加以诱导。对于有主动捐献意愿的，在其完成器官捐献工作后，方才主动告知家属具有的权益，然后由家属逐一进行申请。
有需要的贫困捐献者家属，可根据应有的权益，申请相应的抚恤、补助。这既杜绝了经济上的刺激诱导，从而导致有买卖器官的嫌疑，又保证了捐献者在人道关怀方面的公平性。
余成普同时表示，器官移植中心或协调员在捐献者遗体的处置上，应首先尊重丧葬习俗，尽力弥补因器官获取而对遗体外表、仪容造成的伤害，并应为捐献者提供统一的纪念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