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近照。 深圳商报记者 李博 摄

深圳商报记者 郑健阳

      带有红十字会标志的白色志愿者上衣，衣领上夹着白毛巾，一条褪色牛仔裤，一个破旧的沉重背包，这就是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深圳市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每天的装束，而那个超过10公斤的背包已成为高敏的标志。

      高敏的背包内装着什么？为什么她每天背着这个背包？近日，在高敏的同意下，记者打开高敏的背包，发现内有文件夹十多个，几乎每一个文件夹内都夹着厚度超过2厘米的资料，这一份份资料都见证着深圳器官捐献的历程。

身份证明取得捐献家庭信任

      在背包的最边上，一个文件夹装着高敏的各种身份证明。从工作证到人大代表证，沉甸甸的身份证明，高敏到哪都得带着。

      2003年8月22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经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并于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它填补了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法规的空白。《条例》实施11年后，深圳已成为全国器官捐献最多的城市。

      可是这一路走来不易，作为深圳乃至全国首位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曾遭遇种种不被信任。

      初为协调员，高敏每次到器官捐献者的家中，捐献者的家属总是带着不信任，要求高敏出示各种身份证明。"有一次到位于东莞的捐献者家中，家属一一仔细看过所有证件，还要拍照留底。"高敏说："有些家属甚至上网查询过我的身份，最后才同意让我去和器官捐献者接触。对器官捐献，市民总是夹杂着矛盾的情感，所以我后来干脆把所有证件都随身携带，协调员的证件不行，那我有人大代表证，总可以信任我了吧。"

捐献者资料随身携带

      在高敏的背包中，存放最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器官捐献者的资料，在经历了不被信任后，经过6年的奔走，高敏逐渐被信任，来自全国各地的捐献者会指名让高敏来完成他们最后的遗愿。捐献者有来自东莞、惠州的，也有来自北京、上海的。

      《条例》规定，捐赠和接受器官的双方均须完全遵循"生命自主，绝对自愿"的原则。任何人（包括医疗单位、家属和社会）都不应向捐赠者施加压力。高敏第一个提出将原来的"劝捐员"改名为"协调员"，"我们不是去劝人家捐献器官，而是去协调捐献者、医院、受捐者等各方关系，让器官捐献可以顺利完成。除了器官移植等医学操作是由医生来操作，器官捐献的前期协调准备，后期的丧葬、悼念等事项都是由协调员处理。"高敏说，每一位捐献者的资料很多，占据背包很多空间。

      "为什么得随身背着捐献者的资料？"记者问。"随身背着是为了捐献者一出现情况，我就立即赶到现场。"高敏说。即使如此，高敏有时还是遭遇捐献失败。

逝去的捐献者时时鼓励坚持

      在7年的协调员工作中，曾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导致器官捐献失败。两年前器官捐献者赵香脑死亡，原本计划在六联医院手术室进行器官摘取手术。然而，医院老板坚决不同意，最后，赵香只能转院到龙珠医院。遗憾的是，因在路上耽搁太久，赵香已经没有呼吸，捐献器官失败了，而另一边则是已经在等候器官的患者。获知赵香没有了呼吸，已经在医院跟了5个昼夜的高敏瞬间崩溃，当场双膝跪下痛哭。

      高敏坦承，这样的遭遇确实会让她心灰意冷。但在高敏的背包中，留有一个空间，存放着那些已经逝去的器官捐献者亲笔签名的器官捐献志愿书，工作空隙，高敏就会拿出来整理一番，那些主动提出器官捐献的捐献者常常鼓励着高敏继续前行。

      2009年，新中国第一代文艺家程芸平、刘幼雪夫妇在深圳共同许下了人生最后一个愿望，将有用的器官和遗体全部捐献给深圳市红十字会。他们主动联系高敏，办好了器官捐献的相关手续。在刘幼雪老人的带动下，一些老人也主动联系高敏，希望捐献器官。有的老人还把高敏的名字和电话放大装裱在床边，提醒医护人员，一旦有生命危险，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高敏。

      据统计，深圳市民对器官捐献的认同率达到55%以上，器官捐献成为深圳人引以为豪的公共文明行为。也许，这个数据是高敏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