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捐”的误解

　　2011年7月1日，刘文华终于在南京鼓楼医院“见证”(此为器官捐献工作官方用词)了试点以来南京首例器官捐献者的捐献全过程。这一次，是捐献者的儿子林涛主动与他沟通，替父亲林彬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同时林涛自己也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除了林彬父子自身对器官捐献理念的认可，林彬的直系亲属较少也使得协调工作相对单纯。刘文华坦言，从林彬实现捐献到现在，由他成功协调实现的11例捐献案例中，多数情况都是捐献者的直系亲属比较少。

　　“器官捐献协调员最重要的就是做‘人’的工作，了解潜在捐献者家属的心理以及家庭结构，帮着解决观念问题。”对刘文华来说，每协调一例，就要了解一部家庭史，包括潜在捐献者与配偶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因为法律规定得很清楚：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均要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才能实现捐献。”

　　“比如捐献前说是已经离婚了，但有些农村居民是实际分居而没有领离婚证，如果后来妻子跑来说‘你把我丈夫的遗体捐了，没征得我同意’，那我就违法了。”刘文华说。

　　试点以来，有些媒体把协调员称作“劝捐员”，刘文华对这一称呼十分反感。“一听到就觉得毛骨悚然”。“劝，说明有利益驱动在里面，但事实上，我只是告诉他现在有器官捐献这么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选择与否完全在于家属的态度。一旦选择，协调员协助着往下走，不选了，协调员便退出。我并不‘劝’，只是负责传递信息。”刘文华要求本刊记者强调这一点。

　　“劝捐”的误解尚未消除，让刘文华更头疼的是几乎每天会接到要求出卖器官的电话。“问我要器官吗，价格多少等等，说家里经济困难，想捐一个肾。”刘文华总是答复：“自愿、无偿、死后捐献是红会的原则，活体捐献肯定不接受，而且这样做是违法的，也影响健康。”即使如此，有些人依然穷追不舍，“说反正有两个肾，可以卖一个”。

“全程见证”考验协调员专业性

　　尽管刘文华将器捐协调员定位成信息传递员，在操作中却远不止信息传递这么简单。一旦捐献者家属与红十字会签订了捐献协议，协调员就要代表捐献者的家属走过器官捐献的整个过程：进入手术室后，专职协调员首先表明，他将见证器官捐献整个过程，并要求医生以人道的方式获取捐献者的器官。随后开始对整个医疗过程进行组织安排，主要是指技术上的程序。

　　“按理说，协调员不应该来组织这个过程，怎样获取人体组织在医学上本来就有明确程序，但是相关医务人员第一次常常并不知晓如何操作。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我国医院主管部门对于怎样获取人体组织缺乏必要的专门培训，医院的医务人员甚至会在获取组织的过程中向我问及医疗上的问题。”刘文华说。

　　作为全程“见证”者，协调员对于捐献后的器官如何分配还被赋予了建议权。“比如，市里的某家医院确定可以实现一个肝两个肾的捐献，首先就会向省一级的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上报，同时报给省卫生厅，省卫生厅根据综合考虑，决定将肾脏给某一家医院，同时询问红会的意见：肝脏给另一家可否？这时，协调员可以提出建议。”刘文华解释。

　　一般原则是“就近”，器官在A医院获取，就在A医院移植，如果A医院消化不了，还是本着“就近”原则，在附近医院中选择对器官捐献比较积极的医院。“协调员的建议权在器官分配过程中有实际作用，目前器官分配的方式还是有‘商量着办’的感觉。”刘文华说，“当然，实现捐献后所有器官的分配去向都已存档，都要经得起推敲。而且随着全国统一的器官分配系统正式出台，靠人治、靠商量的状况会发生变化。”

　　2012年9月21日，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明确，今后进行器官捐献必须有专职协调员见证，这对协调员的专业性提出了挑战，除了上述涉及的“获取”、“分配”等关键环节，协调员不仅要具备医疗知识，还要熟悉相关法律知识。

　　“比如捐献者死于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涉及交通法以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问题。家属总担心器官捐献后会否影响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协调员要做到确保器官捐献绝不会影响交通事故认定，这也是一大原则。”刘文华表示。

　　他说，对于协调员的“专业性”，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国内目前还没有完整的共识。“试点初期协调员没有系统化的培训蓝本，都是一边做一边整理出来的经验。”直到2012年3月召开全国深化器官捐献试点会议，才将协调员的工作包括器捐的流程等以国家文件形式正式规范起来。“以前是各地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更具可操作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