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

“我只能集中力量救活着的”

“别把我想象得特别高尚，如果不是被钱‘憋起’，我不会捐献亲人的器官” ——— 捐献者父亲老陈

捐献者父亲老陈操持着一口浓厚的湖南腔普通话，在器官移植中心为其安排的宾馆里，静静地向记者讲述，他是一名司机，开的是一辆崭新的自购货车，可惜在车祸中完全报废。

老陈戴着扎眼的金戒指，抽的烟是23元一包的芙蓉王。衣着、谈吐并非那种绝对贫困的人员。年近不惑的他，头发甚至有一抹焗得艳丽的暗红。事实上，未发生事故前，老陈的收入也算不错，如果不休息，月收入肯定过万。加上妻子打工挣来的工资，一家四口生活还过得去，“孩子学习、生活上需要的，从未短过他们的钱”。

这是记者接触到的最近一例器官捐献，车祸发生于今年国庆节，车祸中他的女儿严重脑损伤后脑死亡。妻子胸腔多处骨折、脊柱严重骨折急需巨额手术费用。儿子脑震荡后一直在医院留观。骤然变故，让侥幸躲过一劫的他焦头烂额，“想起来还不如直接在车祸中撞昏，一了百了”。

不到一星期，ICU里的女儿花费3.8万元，骨折的妻子1.1万元，儿子花了5000多元。三名至亲在很短时间内就花光了他的积蓄加腾挪来的借款。女儿、妻子的伤情依然危重。

老陈为家人转了间更好的医院，决定通过手术治疗博一把，很快又出现数万元的欠费。女儿的病情恶化，脑死亡，手术医生建议家属可考虑器官捐献。老陈仔细地考虑了一阵后，决定捐了，“眼下，我只能集中力量救活着的，脑死亡那就是死亡”。

在和移植中心工作人员谈判时，老陈接受了不能获得额外现金补助，但要求得到女儿在转院后发生的欠费的清偿和殡葬相关现金补助，火化后的殡葬自行解决。

在女儿进行器官捐赠手术前，他哭得像个孩子。坐在车上和记者聊天时，他说着说着就啜泣，说听到女儿说“爸爸救我”。但他也会跟记者打听，如果捐给其他机构，是不是能获得更多补助抚恤。随后，老陈又会显得尴尬、不自然，“都是这几天让钱给‘憋’的，我也就是随便问问，字都签了……”

在完成器官获取后，器官移植中心提供了一笔2万元的丧葬补贴，老陈很快把钱打到了妻子所在医院的住院账户里。医生告诉他，手术需要5万-10万元，甚至更多。

“等待救治医院完全减免欠费”

“3万多元对于大医院而言不是大数，对我们家庭而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 捐献者父亲老林

41岁的老林来自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独子在穗发生意外中毒时，不足5岁。孩子在被送往大医院进行抢救时，他已经没什么支付能力。孩子的医疗保障搞没搞他不知道，即便有，那也是出了县就会减少报销额度的新农合，难以支撑急切的需要。

儿子病情加重，病情走向脑死亡，欠下医药费。医生给了建议，老林在省红会的门前足足徘徊了一个上午。通过红会协调，老林的儿子很快从广州北部的一家医疗机构转送南部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等候最终评估。

今年国庆长假最后一天，老林和器官移植医院协商确定：移植医院将其儿子发生在原救助医院的将近5万元医疗费用予以了考虑，决定将补助、抚恤总额定在9万元，意即包含了丧葬、抚恤和原医院的救助费用。

按照救治医院的要求，他很快就开好了经济状况等方面的证明。但救助医院最终找到了移植中心，移植中心又找到了老林。老林这时的想法特别简单，“3万多元(医疗欠费)，对于大医院而言不是大数，对我们家庭而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老林在等待协商结果，他希望的结果就是，原救治医院发生的欠费能够完全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