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纯粹捐献
保障机制及经济基础是主因
决定器官捐献的因素很多，但完全取决于捐献人家属意识和经济基础因素，引出的纯粹器官捐献案例不多，统计显示为9例。
今年年初清远英德护校女孩吴华静就是一例纯粹的捐献。她的父亲拒绝了当时实施器官获取中心为其提供的前期ICU治疗费用。无论是对医生还是前来采访的记者，老吴一直强调着女儿脑死亡前困扰他的一个梦，梦里女儿一再跟他说自己的理想，想帮人、救人。此后，英德当地甚至形成了一股学习华静精神的热潮，随后发生数例器官捐献，均为纯粹的捐献案例，未向移植中心附带任何经济要求，也无其他诉求。
在这9例纯粹捐献中，强大有效的保障机制和较好的经济基础是主要因素。有的案例中，伤者在IC U抢救阶段，一次性预缴费就达数十万元。跟家属谈经济抚恤、补偿在其看来，被视为侮辱。
宗教信仰和家属对逝者在社会上的贡献程度认可，也会引发纯粹的器官捐献。来自东莞的一名器官捐献者，其母亲长期笃信佛教，孩子意外死亡，决定为其做一次轰轰烈烈的善事———器官捐献，加上该案例进入脑死亡的进程很快，无太多救治负担，家属对捐献要求只字未提。还有多名捐献者同时拥有较好的医疗保障、意外理赔，有一名车祸中受伤的年轻人，其发生的所有治疗费用全由肇事方承担，该孩子所在家庭虽不富裕，亦没提任何附带条件。
C 习俗因素
殡葬等风俗扮演着重要作用
除却经济上的要求，地区特定习俗，尤其是殡葬风俗，也在器官捐献中扮演重要作用。广东是劳务输入大省，离乡背井的外来工及其子女，一旦客死广东，殡葬难题也是刺激他们选择器官捐献的一个主要动因。在许多器官捐献案例中(外省份居多)，许多农村都会有当地的殡葬习俗，比如未成年人夭亡不得归葬祖坟，成年人未婚育后代死亡也不得归葬等……这些回不去的遗体，器官捐献给他们提供了一条较好的解决途径。不要殓葬费用的，移植中心一般会为其在省红会设立的增城万安园器官、遗体捐献者纪念区附近选块墓地。74案例中，因殡葬附带其他附属诉求的案例数为37例。
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接触的未成年人、年轻人器官捐献较多，时常能见到类似附带殡葬诉求的捐献。家属一般会嘱托移植中心协调员妥善处理后事，“目前由该中心协调进入增城安葬的，为全省移植中心中最多。每个墓穴的购置费用2万-2.6万元不等，使用期限50年”。
D 附带求助
寻求社会关注案例不断增加
此外，由于媒体对器官捐献行为的关注度增强，通过器官捐献附带求助、寻求社会关注和特定司法案例中的公平对待案例正在不断增加。
器官捐献时，年近23岁的产妇阿青的故事，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阿青孕后出现严重的妊娠高血压，由此引发脑出血。为保住孩子，接诊医院对其进行了剖腹产，孩子降生后，阿青却脑死亡。阿青丈夫在器官捐献前，就提出了希望媒体关注，呼吁社会帮助，解决阿青及早产儿子的治疗费用。移植中心帮助其协调了记者采访，同时为其减免了医疗欠费并支付了殓葬费、小孩救助金。其事例也在广州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累计社会捐助超过20万元。
同样期望得到媒体关注，扩大器官捐献行为影响的一类人，还包括交通事故中认为弱势的受害人。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器官捐献行为，让即将出炉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更为“公正”，或直接有利于己方。